“六畜”的起源和传播历史

任乐乐，董广辉†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摘要 通过总结对比欧亚大陆考古遗址出土的猪、狗、黄牛、羊、马和鸡的遗存鉴定结果和年代，梳理了我国“六畜”的起源与传播的历史。10 000～9 000 BP(Before Present，距1950年)，猪和狗驯化于中国北方；约10 000 BP，黄牛和羊最早驯化于西亚地区，4 500 BP前传入中国；约5 500 BP驯化的马出现在中亚地区，在夏商时期传入中国；鸡的起源问题争议较大，在3 600 BP之前出现在中国北方。在汉代之前，“六畜”已成为中国广泛利用的家养动物资源。

关键词 动物考古；欧亚大陆；中国；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

“六畜”是古今中国社会重要的物质基础。据《左传》记载，“六畜”为马、牛、羊、豚(猪)、犬和鸡。在《周礼·天官·膳夫》中，又称这六种动物为“六牲”“六膳”。谚语“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印证了六畜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三字经·训诂》中，对“此六畜，人所饲”有精辟的论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还有“鸡羊猪，畜之孽生以备食者也”。“六畜”各有所长，在农业社会里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考古研究显示人类对“六畜”的利用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其中猪、狗、羊和牛的驯化可以追溯到10 000 BP。我国古代的家养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鱼、鸭、鹅、骡、驴和骆驼等，但“六畜”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贡献较大的六种家养动物。动物考古学和基因研究显示，我国古代家养动物的来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先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一种是先民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引进已经驯化成为家畜的动物[1]。“六畜”中，狗和猪是中国本土起源的，黄牛、羊和马是通过欧亚大陆史前时代文化交流传入中国的[2]，鸡的起源问题尚存较大争议。

欧亚大陆史前时代农业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当前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3-4]。西亚起源的大麦、小麦的东传和中国起源的粟黍的西传过程及其影响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并取得了重要突破[5-6]。然而，西亚和中亚起源的家畜牛、羊、马等动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尚不清晰。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播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7]。袁靖等学者针对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形成了鉴别家养动物的系列标准，明确了主要家养动物在中国的驯化或传入的时间和地点[2,8-10]，为认识六畜的来源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相对而言，从欧亚大陆史前农业传播角度阐述主要家养动物驯化和传播历史的研究存在不足。本文通过总结对比欧亚大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和年代结果，系统梳理六畜遗存分布的时空变化，进而探讨其在旧大陆的起源和传播历史。

1 狗和猪

基因证据显示，家狗是由灰狼在多地驯化而来的，学界有东亚起源说、中亚起源说、欧洲起源说和中东起源说等不同观点[11]。最新的研究认为约33 000 BP狗最早驯化于中国南方 [12]。基于已发表的动物遗存资料，中国最早的家狗骨骼出土于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13]，该遗址年代约距今10 000年。前仰韶时期(9 000～7 000BP)，出土狗骨骼的遗址点分布范围明显扩张：向南扩展到河南、湖北等地，以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向东扩展到山东、浙江等地，以跨湖桥遗址为代表；向西扩展到陕西、甘肃等地，以大地湾遗址为代表(图1)。仰韶时期(7 000～5 000BP)，家狗的利用范围进一步拓展，东北至辽东地区，西达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共和盆地(图1)。龙山时期(5 000～40 00 BP)，家狗分布范围向西南拓展至云南地区(图1)。4 000～2 000 BP，家狗的遗存在新疆、西藏等地均有发现(图1)，至少在汉代之前，狗已经成为中国境内广泛利用的家养动物。

家猪的野生祖本是野猪，基因研究结果同样认为，家猪也是在多地区被分别驯化成功的[14]。中国境内最早的家猪骨骼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9 500～8 000 BP)[15]，在河北磁山遗址、浙江跨湖桥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等前仰韶时期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家猪骨骼。这些来自不同地理区域不同遗址点的早期家猪骨骼的发现，印证了即使在中国，家猪也有可能是多中心起源的[2](图1)。仰韶时期，家猪以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为轴呈现东北—西南走向的扩散，北面到达吉林省农安左家山遗址，南侧延伸到广西省革新桥遗址(图1)。龙山时期，家猪的传播主要是东西向经度传播，西向传播至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东向传播至辽宁省马城子遗址(图1)。4 000～2 000 BP，家猪再次呈现东北—西南走向的扩散，东北到达黑龙江东部，西南到达云南西部地区(图2)。然而，尚无确切证据显示汉代之前家猪传播到新疆和河西走廊西部地区。

根据动物考古学证据，猪和狗均属于中国本土驯化的家养动物，其起源和传播过程相近。在10 000～9 000 BP，猪和狗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周围地区传播，主要呈现东北—西南方向的扩散。4 000 BP左右，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发现出土家狗和家猪骨骼的遗址点。至汉代前，猪和狗已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广泛利用的家养动物。

2 黄牛和羊

六畜中的牛，泛指黄牛、水牛，甚至可能包括牦牛。基于水牛和圣水牛遗存易混淆且研究资料较少，牦牛遗存发表资料更少的事实，本文只讨论黄牛在欧亚大陆的起源和传播历史。家养黄牛由野牛驯化而来：一种观点认为在10 000 BP黄牛驯化于西亚和非洲东北部地区；另一种观点认为7 500 BP左右，在南亚地区已经存在家养黄牛，南亚也是黄牛的一个独立驯化中心[16-17]。另有学者依据骨骼形态及基因证据认为，在全新世早期中国东北部已经存在对家养黄牛的管理行为[18]，但该工作存在很大争议[19-20]。现有动物考古研究证据显示，黄牛最早于10 000 BP左右在西南亚地区被驯化，随后向欧洲扩散。约7 500 BP，在黄牛的另一个驯化中心，南亚的巴基斯坦地区也出现了黄牛(图2)。

7 500～4 500 BP，黄牛西向传播至爱尔兰地区，约5 500 BP东向传播至哈萨克斯坦地区(图2)，4 500 BP之前传至中国西南地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黄牛骨骼出土于云南洱海地区的银梭岛遗址(5 000～2 000 BP)[21]。4 500～4 000BP，中国西北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遗址和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均发现了黄牛遗存，说明我国家养黄牛的利用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4 000～2 000 BP，中国黄牛分布范围显著扩张到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图2)，西至新疆东黑沟、察吾乎沟口等遗址，东至内蒙古大山前遗址。根据欧亚大陆出土黄牛骨骼遗址的分布和时代，黄牛传入中国可能有两种路线：一是10 000 BP左右在西亚起源后，经欧亚草原向东扩散至哈萨克斯坦，4 500～4 000 BP经中国西北传入中原地区；二是7 500 BP左右在南亚起源后，4 500 BP之前传入中国云南地区，然后向北扩散至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区。

六畜中的羊，包括绵羊和山羊，绵羊由已经灭绝的赤羊或盘羊驯化而来，山羊则由野山羊驯化而来。绵羊和山羊约10 000 BP驯化于现在的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等地区[22](图2)，随后向东北扩散，6 300～5 900 BP到达乌克兰地区，然后经欧亚草原继续东传至哈萨克斯坦，5 600～4 000 BP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图2)。中国境内早期的羊骨主要出土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早期(5 600～4 800 BP)和陕西省仰韶晚期(5 500～5000 BP)的遗址，如：在甘肃西山坪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随葬羊的下颌骨[23]，在青海核桃庄遗址出土了完整的羊骨架[24]，在陕西姜寨、关桃园、零口村和泉护村遗址都发现了羊的骨骼。古DNA研究进一步支持家养羊于仰韶晚期传入关中地区[25]。4 500～4 000 BP，羊的分布范围已扩展到河南、山东等地，在山西省陶寺、河南省王城岗、白营、瓦店等龙山文化遗址均发现了家养羊的骨骼(图2)。4 000～2 000 BP，家养羊的利用已扩散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图2)。

黄牛和羊的起源和传播过程有相似也有不同。二者都是10 000 BP左右最早起源于西亚地区，并于4 500 BP之前传入中国，但是传播路线可能略有不同。自在西亚地区被驯化后，羊开始经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早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经河西走廊继续向东传播至中原地区，后扩散到全国其他地区。然而，黄牛有两个独立的起源中心，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与羊的传播路线基本一致；另外一条从南亚地区东传，经印度河流域进入中国云南地区，然后北向传播至黄河流域和中国其他地区。

3 马和鸡

家马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来，有研究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家马起源于乌兹别克斯坦的Ayakagytma遗址(8 000～7 400 BP)[26]，也有研究认为乌克兰地区也是家马的起源中心[27]，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家马于5 500 BP左右起源于哈萨克斯坦地区[28](图3)。在5 000～4 000BP，驯化的马由中亚地区向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传播，于4 000～3 600 BP传入中国西北的甘青地区，在大河庄遗址和秦魏家墓地等齐家文化晚期遗址发现了家马的遗存。在3 300～2 000 BP，家马的分布范围已扩散至新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黑龙江等地区(图3)。由于4 000～3 300 BP的马骨遗存发现较少，且缺乏确切的骨骼鉴定数据和年代，探讨家马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尚需开展更多研究工作。晚商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多个遗址发现了车马坑，如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等，说明至少在3 300 BP，家马已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运输工具。

家鸡由红原鸡驯化而来，但是它的起源时间和地点，以及传播历史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科学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家鸡起源于中国，证据是在距今8 000年的河北磁山遗址发现家鸡遗存，随后由中国传播到欧洲地区[29](图3)。另一种观点认为家鸡于4 000 BP左右在印度河流域由当地的红原鸡驯化而来[30]。最新的基因研究认为，家鸡由多地独立驯化成功，三大并行的早期起源中心为中国北部、南亚与东南亚地区[31]。然而，袁靖等学者多次撰文讨论了磁山遗址、南庄头遗址等出土的鸡骨鉴定以及单纯DNA研究的局限，特别重申家鸡可能最先在红原鸡的传统栖息地亚洲东南部被驯化，然后通过文化交流北上，于晚商时期到达河南东部地区[9, 31]。中国境内最早的可靠的家鸡骨骼出土于内蒙古大甸子遗址，年代在3 600BP左右，随后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湖北何光嘴遗址、北京张营遗址、陕西周原庄里遗址等晚商时期的遗址都发现了家鸡的遗存(图3)。

相较于“六畜”中的其他动物，马和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较晚。马于5 500 BP左右在中亚地区驯化后，可能在4 000 BP后经欧亚草原通道传入中国西北，并于夏商时期传播至中原地区。鸡的起源问题争议较大，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证据更倾向于南亚起源说，即4 000 BP左右，家鸡起源于南亚的巴基斯坦地区，然后可能经过中国西南地区北向传播，于商代传播至中原地区。

4 结论

欧亚大陆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快速进展和资料的逐步积累，为从跨地区尺度文化交流历史角度理解中国“六畜”的起源和传播历史提供了依据。根据目前动物考古学证据，中国先民对这六种主要家养动物的利用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10 000～5 600 BP，先民利用的主要家养动物为本土起源的猪和狗；在5 600～3 600 BP，西亚起源的家畜羊和西亚或南亚起源的家畜牛传入中国，并成为黄河流域重要的家养动物；3 600 BP之后，中亚起源的家马和可能起源于南亚的家鸡传入中国。商代晚期，“六畜”已全部在中原地区养殖，汉代之前这些家养动物已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利用的重要物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