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以温柔敦厚为教，故论其全篇之旨，尤要在含蓄。《珊瑚钩诗话》曰：“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锼为下；如杨大年西昆体，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谓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为上，怪险蹶趋为下；如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漫斋语录》曰：“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古人说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诗人玉屑》曰：“诗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郑云叟曰：‘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宫词》曰：‘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又《嘲人》诗曰：‘怪来妆阁闭，朝下不相迎，总向春园里，花间笑语声’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诗云：‘明年此会知谁健．更把茱萸子细看’；又《宫怨》曰：‘宝仗平明宫殿开，暂将纨扇共徘徊；玉容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是也。又白乐天云：‘泪满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此并诗之有含蓄者也。”
诗亦有时当出奇趣。《诗人玉屑》曰：“东坡云：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曰‘日莫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蔼蔼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村颠。’才意高远，造语精到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又柳子厚诗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东坡云：以奇趣为宗，以反常合道为趣。熟味之，此诗有奇趣；其尾两句，虽不必有亦可。”
梅圣俞《金针格》曰：“炼句不如炼字，炼字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以声律为窍，物象为骨，意格为髓。”盖诗之全篇，以风调为难。李希声诗话曰：“古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诗本以含蓄天成为上□谢无量故格调不可不先辨也。薛能，晚唐诗人，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有《柳枝词》五首，最后一章曰：‘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云：‘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今读其诗，真堪一笑。刘白之词，则绝非能所逮。刘之词曰：‘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惟有垂杨管别离。’白之词云：‘红板江桥青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伶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其风流气概，岂能所可仿佛哉。”
陆鲁望曰：“余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陵轹波涛，穿穴险固，囚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已。”《竹坡诗话》曰：“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谓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盖风调须高古，又须平淡，方为最胜耳。”
以上于作诗之要，分别论之。至于统论诗法者，古来尤众；严沧浪独以禅理说诗，与近世王渔洋之说相近，兹略举之。沧浪云：“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具正法眼藏，是谓第一义；若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等作，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晚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公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隐者；倘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为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又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即四灵体，沧浪意不满之，故前诗体中未列。独喜贾岛姚合之语，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兹诗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王渔洋论学诗之法，当以性情学问相辅。其言曰：“司空表圣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扬子云云：‘读千赋则能赋’，此学问之说也。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又曰：“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黏不脱。’曹洞宗所谓参活句是也。”渔洋选《唐贤三味集》，颇本此旨；故渔洋为诗主神韵，亦即所谓性情之说也。
然既论诗法，不可不知诗病。姜白石《诗说》曰：“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沈约论诗有八病：一曰平头，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鹤膝，五曰大韵，六曰小韵，七曰旁纽，八曰正纽。沈约所论诸病，故是指古体，然专由声韵言之，当述其详于后。至于通常之病，严沧浪尝论之曰：“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又曰：“有语忌，有语病。语病易除，语忌难变。”又曰：“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贴。”又曰：“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昧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诗又不可碍理，有句好而理未是者，如张继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钟时。又白乐天《长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与幸蜀全无交涉。杜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十尺，无乃太细长乎？皆诗之病也。古人尝细较诗病，《六一诗话》：“圣俞语予曰：严维诗‘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又刘贡父诗话云：“此一联细细较之，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不须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则了无瑕纇。”苕溪渔隐曰：“春水漫不须柳，此真确论；但夕阳迟则系花，此论殊非是；盖夕阳迟乃系于坞，殊不系花。以此言之，则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阳迟岂独花坞哉？《西清诗话》载吴越王时，宰相皮光业，每以诗为己任，尝得一联云：‘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自负警策，以示同僚，众争叹誉。裴光约曰：‘二句偏枯不为工，盖柳当有絮，泥或无花。’此论乃得诗之膏肓矣。”故论诗不可不审也。
（节选自《诗学指南》）